看不懂马蒂斯？不是你的错！

（视觉中国/图）

当某个艺术家进入“不朽”的序列，他的生平便成为大型考古发掘现场，人们会在他过往的蛛丝马迹里翻检，寻找“彼之为彼”的关键信息：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呢？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新展“马蒂斯的马蒂斯”，夏日里每天观者如云，280余件作品涵盖油画、雕塑、素描、纸上墨水、版画、剪纸、书籍插画、织物等多种媒介，铺陈于1800平方米的展厅，成为现代主义巨匠亨利·马蒂斯在中国的首次完整亮相，也激起美术界的众多回响。

(相关资料图)

“线条和色彩之间的关系，这是马蒂斯一生的命题。马蒂斯很早就意识到：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要发明新的造型语言，发明自己的语言符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艺术家，才有可能进入艺术史。”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馆长、马蒂斯研究者帕特里斯·德帕尔普（Patrice Deparpe）说。

在现代主义大师中，马蒂斯显然是个难以讲述的谜。一方面，他拥趸众多，他的画作明艳夺目，即使最不懂画的观众，站在他作品前，也很难不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欢愉。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很难说清楚马蒂斯到底好在哪里。他的画面大多带有某种未完成的感觉，技法被消解，呈现出故意为之的童稚和笨拙。专攻美术研究的人对“马蒂斯何以成为马蒂斯”，也往往语焉不详。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路径则明晰得多。无论是印象派、立体主义还是后期印象派，这些后来进入经典的现代艺术流派，在诞生之初均是不受主流待见的毛头小子，被排斥在官方沙龙和奖项之外，他们因此抱团取暖，在艺术上也能找到明显的彼此影响、彼此启发的线索，但马蒂斯却走了一条相对独立的道路。

“马蒂斯的马蒂斯” 展览现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一小片地毯带来的迷醉

不得不说，作为艺术家，马蒂斯的起点比毕加索低很多。毕加索在孩童时期已经被目为天才，而马蒂斯直到20岁左右才拿起画笔。

幼年生活在法国东北部荒凉的平原，铅灰色的天空，满村都是乏味的砖房，马蒂斯经历了这个手工业村庄的工业化变革，纺织厂和甜菜厂占领了他的家乡。“在我的家乡，即使路上有一棵树，也会被他们挖掉，因为它遮住了四颗甜菜的阳光。”马蒂斯说。在人生的前20年里，马蒂斯时刻感受到家乡的禁锢，他想逃离。

带来外面世界信息的，是那些四处演出的马戏团，马蒂斯渴望跟着马戏班子一起逃跑。另一次，一位巡游的催眠师成功催眠了少年马蒂斯，在幻象中，马蒂斯沉浸在一大片绚烂的花海里，极其浓烈的色彩，盘旋出复杂的纹样。后来他才发现，那个迷幻视觉来自他脚下的一小片地毯。

这片地毯，几乎可以视为马蒂斯美学的源头，在他后来的作品里，你会看到他用大量笔墨描绘各种鲜艳织物，甚至取消景深，把室内场景完全当成一块二维的花布来画，而晚年的剪纸作品几乎是纹样的天堂——艺术史的考古者在马蒂斯的童年记忆里找到了来处。

马蒂斯的家乡博安地区，纺织业是支柱产业之一，纺织厂里泄漏出来的彩色染料到处都是，马蒂斯家族经营纺织近300年，家中几代都是织工，似乎血脉中都流淌着颜料。随处可见织工在自家门口做活儿，道路两旁就是织机，伴随着噪声，向外源源不断地倾吐出精心织就的纹样。织物天然具备的“装饰性”，贯穿了马蒂斯的艺术创作，后来他也常常到纺织物中去寻找颜色灵感，寻找天然染料的浓烈色彩。

马蒂斯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生意兴隆的种子铺，当他发现马蒂斯无意接手店铺时，他劝服马蒂斯学习法律，希望儿子未来可以当上一名公证员。马蒂斯通过了法学考试，但他对公证员的工作完全提不起兴趣。因为严重的疝气，1890年马蒂斯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一年，母亲送给他画具和颜料作为消遣。对于病中的马蒂斯，这仿佛一个启示。“从我抓着颜料盒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就是我的生命。我投身其中，如同野兽去掠夺它酷爱的东西。”

马蒂斯作品《马蒂斯夫人像：绿线》（Succession H. Matisse / VISDA 2022/图）

“如果塞尚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弃法从画的马蒂斯在朱利安学院短暂学习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感受到学院派生活的刻板枯燥。在巴黎艺术学院任教的古斯塔夫·莫罗注意到了这位青年画家，邀请他加入自己的画室。莫罗是颓废派最后一位代表性艺术家，他不仅是象征主义的先驱，也是许多超现实画家灵感的启发者。马蒂斯的风格与莫罗截然不同，但他深受莫罗创造力的鼓舞，也从莫罗那里得到许多绘画技法的指点。

习画初期，马蒂斯临摹了不少让-西蒙·夏尔丹的作品，在UCCA的马蒂斯大展上，可以看到数幅这样精心临摹的油画，这些画陪伴了马蒂斯相当长的时光。夏尔丹是静物画大师，他深刻影响了塞尚，梵高则把夏尔丹与伦勃朗相提并论。马蒂斯显然与夏尔丹共同分享着对于室内的兴趣，以及在有限空间里营造微妙平衡的方法，但他渐渐告别了夏尔丹那种古典沉郁的色彩和光线。

不可避免地，马蒂斯接受了印象派对光线的重新理解。他花大量时间在夏季的圣托贝兹作画，研究地中海的阳光，也研究修拉的点彩画法是如何把光线彻底分离成色彩颗粒。他去拜访修拉最重要的弟子保罗·西涅克，发现西涅克已经在米歇尔-欧仁·谢弗勒尔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多色调色板”。谢弗勒尔出版过一本名为《色彩区分与命名方法概要》的书，他观察到，当原色与其“互补”色搭配在一起时，原色的浓度会增强很多——在此基础上，谢弗勒尔设计了一个精心排布的色盘，按光谱把互补色相对陈列出来。这本是指导印染工业的学术著作，却让画家马蒂斯从中受益。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来自塞尚。现代主义之后太多绘画流派都称塞尚为其鼻祖，“以至于我们依然能通过一大屋子相互竞争的继承人，看到他的遗产……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几乎影响了所有人的艺术家之一。”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说。

马蒂斯对塞尚醉心不已，在还不具备收藏能力的时候，就渴望拥有塞尚的那幅《三浴女》。因为丈夫的执念，他的妻子阿梅莉不得不典当掉自己的一枚祖母绿戒指，作为分期购买这幅画的首付款。

当时他们正是新婚伊始。婚前，马蒂斯提醒自己未来的妻子：尽管他非常爱她，但他永远更爱绘画。阿梅莉会在未来的生活中领悟到这一切的——她永远失去了那枚心爱的戒指，等马蒂斯好不容易凑够了钱，已经过了赎回期。但塞尚《三浴女》对马蒂斯后来的艺术生涯至关重要，他一直把这幅画带在身边，“每次我在艺术道路上冒险，都是这幅画在道义上支撑着我渡过那些紧要关头。”马蒂斯后来说，“如果塞尚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阿梅莉的父母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金融骗局。这一大型金融诈骗案席卷整个法国，连银行和政府都陷入危机，全国到处都有受害者自杀。阿梅莉的父母被怀疑与案件有关联，父亲因此被捕入狱，马蒂斯的画室也遭到搜查，阿梅莉全家遭受被骗者的威胁逼迫，尽管后来被证明是清白的，但她的父母从此沦落为身无分文的社会弃儿。马蒂斯一度精神崩溃，有两年时间几乎无法拿起画笔。

为了洗刷耻辱，阿梅莉从此坚持要求马蒂斯始终穿套装。这个过去不修边幅的艺术家终生恪守了这一规定。在后来留下的影像里，他甚至穿着正式的西装三件套在画油画！有时候外面套一件白大褂，仿佛医生或科学家。冬天则是呢子大衣，一丝不苟地扎着领巾。这种优雅拘谨的形象，跟当时活跃在巴黎、落拓不羁的先锋艺术家们大相径庭，但自尊和不甘被击垮的倔强，迫使马蒂斯一家向世人展示，他们是一个体面、守礼的家庭。

亨利·马蒂斯，《两位女孩，黄色裙与苏格兰格纹裙》，1941年11月2日-16日于尼斯市，布面油彩，61.5cm×50.2cm。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存放于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勒卡托-康布雷齐，1996年，Inv. AM 2590 P （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图）

“野兽派”朝观众泼来一桶颜料

内忧外患夹击下，马蒂斯画出了他转折期的重要作品《奢侈、平静和欢愉》。从画面上看，这幅画依然是向修拉和塞尚的致敬之作，修拉的点彩派笔法，以及直接借鉴自塞尚《三浴女》的图式，但他背弃了塞尚的温和用色，画面上密布着西涅克式的冲突对比色，洋溢着感官的欢愉。

以罗丹和雷诺阿为首的艺术家从1903年开始建立秋季沙龙。1905年，马蒂斯的作品出现在秋季沙龙上，人们对他恶语相向，评论家也毫不留情。“马蒂斯就是无秩序的化身，他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全面粗暴的决裂……他就像一个戴着傻瓜帽子的骗子。”

马蒂斯在沙龙上展出的风景和肖像画尺幅都不大，其中一幅是《马蒂斯夫人像：绿线》，画面上的阿梅莉被赋予了一个笔直的绿鼻子，把她的脸一分为二，一边黄里带绿，另一边樱粉色，头发坚硬如钢盔，扁平的脸部和立体乌仁的眼睛，体现出非洲雕塑的影响。马蒂斯刚刚迷上收藏这种原始风情的非洲面具，这并在后来把它们推荐给毕加索，也成为毕加索的重要灵感来源。

因为舆论哗然，马蒂斯禁止妻子阿梅莉参观展览，生怕她被人认出，当众遭到刁难，甚至提议她外出避一避风头。马蒂斯自己在整个展期也只出席了一次。他这么做是对的，人们真的在他的画前极尽嘲笑之能事。

羞辱无处不在。马蒂斯的父母对他的绘画生涯漠不关心。马蒂斯带着自己的一件作品回到家乡，展示给母亲看，母亲惊讶地叫道：“这根本就不是画呀！”——马蒂斯闻言，马上抄起一把刀子把画毁了。

除了马蒂斯，1905年的秋季沙龙还展出了德朗、高更、鲁奥等人的作品，展厅中央放置着马奎特的一尊带有15世纪风格的儿童铜铸雕像，艺术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忍不住感叹：“身处兽群之中的多纳泰罗（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代表作的形象是一位青铜少年）啊！”“简直与朝观众泼来一桶颜料没什么两样！”他的评论广为流传，到第二年，这批艺术家已经被命名为“野兽派”。

马蒂斯在工作室（视觉中国/图）

恶评如潮。买？还是不买？

“野兽派”大名鼎鼎，但却是一个短命的组合，从1905年那场离经叛道的色彩革命，到1907年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诞生，这个流派只存在了不到三年。“野兽派”成员在风格和意见上并不统一，也并没有输出成型的理论，他们只是共享了对于明亮、强烈冲撞色彩的热爱。他们刻意保留粗糙迅疾的表面和失真的形体，让色彩成为画面上最原始的统治能量，仿佛色彩本身即为生命的礼物。应该说，1905年那场让“野兽派”一举得名的秋季沙龙，也就是“野兽派”艺术家们唯一一次风格统一的同台演出了，很快他们就分道扬镳，各自发展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道路。

“那些年轻画家对着这幅画嘲笑个不停，然而利奥、迈克尔和莎拉却严肃地站在画前，被它深深吸引。”这三位发现马蒂斯闪光点的藏家来自斯泰因家族，莎拉是迈克尔的夫人。利奥、迈克尔、格特鲁德三兄妹从美国移居到法国巴黎，格特鲁德·斯泰因因发掘了毕加索和海明威闻名遐迩，她和哥哥利奥共同居住的家，成为巴黎流动盛宴的中心之一。

利奥一开始对马蒂斯的作品心生疑窦，尤其是那幅被大家嘲笑得最厉害的《戴帽子的女人》，认为这是他见过的“颜色涂抹得顶顶令人生厌的一幅画”。但情况对马蒂斯有利，与秋季沙龙同期展览的相邻两个展厅，正在举办特别回顾展，向已故的19世纪大师安格尔和马奈致敬。马奈30年前在官方沙龙中所引起的嘲笑和轩然大波还历历在目，但历史最终站在了他这一边。斯泰因一家很合理地把马蒂斯当下遭受的恶评跟30年前的情况联系起来：那些前卫的作品都曾经饱受质疑。

这种挑战令斯泰因一家兴奋不已，利奥最终以500法郎的价格买下了《戴帽子的女人》。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价格，斯泰因家族原本想要还价，马蒂斯也乐意让步，因为并没有其他买家表现出一星半点兴趣，他急于完成销售，来洗刷掉那些嘲笑和非议。但阿梅莉再一次展现出强硬的品格，她自称是那种“就算房子烧成平地我也会应对自如”的女人，寸步不让，坚持这幅画必须以500法郎全价出售。

她维护住了马蒂斯的身价。斯泰因家族把这幅画挂在寓所最显眼的位置，他们滔滔不绝地向文艺界名流一再谈起马蒂斯的先锋作品。在这一冒险收藏的鼓舞下，他们甚至彻底改变了后续的收藏风格，19世纪的经典绘画被抛在脑后，全新的20世纪，马蒂斯和毕加索就在他们眼前！在斯泰因家族的撮合下，这两位艺术家开始频繁接触，一起在斯泰因家共度许多个把酒言欢的夜晚，也彼此激发和暗中较劲。

马蒂斯作品《舞蹈（I）》（2023 Succession H. Matisse/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图）

“马蒂斯比酒精更危险”

马蒂斯跟他那些印象派前辈不同，虽然他的画面也强调光线和色彩，但印象派的色彩分离自绚烂的室外自然光，马蒂斯的色彩灵感更多来自织物，家乡纺织业的渊源始终赋予他对天然染料的兴趣。印象派从日本的浮世绘中借鉴到了二维特质，他们开始改变西洋传统绘画的经典透视法，从块面中提炼线条，让绘画看起来更加平面。马蒂斯比他们走得更远，他把室内场景——无论静物还是人物——统统当成一面花布在画。在他的静物画中，作为背景的纺织品往往比真正的主角更吸引人，成为画面装饰性的主体。

他会在巴黎旧货市场收集令他激动的印花布，也常常在一家名叫“野人老爹”的小古董店寻觅非洲和古利比里亚雕塑。鉴于马蒂斯当时的影响力，他对黑人雕塑的兴趣很快在全巴黎的先锋画家中掀起一股追捧部落艺术的热潮。

马蒂斯擅长从周围事物中获取养分，据说他那种处理线条的方式，就是受他大女儿玛格丽特童年涂鸦的启发。在当时的巴黎，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如日中天，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也是城中热事。伯格森关注人类的认知结构，提出“生命冲动”的概念，认为时间内在流动，所有存在本身都是动态的。

其时马蒂斯正在从“变形”中寻找新的艺术可能性，他本人也是雄辩的理论爱好者，每天读柏格森的哲学著作，这些切中时代脉搏的理论对他的启发，很快就可以在他作品中找到端倪：他最为震撼人心的代表作《舞蹈》便是创作于此时，五位全身赤裸的男女拉着手心神迷醉地热烈起舞，正是前文明时代的原始“生命冲动”，灵感来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种名为“萨尔达娜”的民间舞蹈。

这幅画原本是莫斯科纺织企业家谢尔盖·休金的订件，休金是马蒂斯最忠诚的藏家之一，但《舞蹈》展出之后，遭到了观众的极力嘲讽，评论家嘲笑画面的技法比儿童画都不如，先锋派则觉得马蒂斯处理肉体的方式太不高级。有人在街头涂写——“马蒂斯使人疯狂”、“马蒂斯比酒精更危险”。

休金犹豫了。他通知马蒂斯，说他决定不买这幅画了。听到这个坏消息时马蒂斯正经历丧父之痛，顿时精神崩溃，彻夜难眠，甚至开始出现幻觉。“床在晃，我的喉咙里难以抑制地发出细小尖锐的哭叫。”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抑郁症。

1951年，马蒂斯在旺斯家中观看摄影师米歇尔·马科拍摄的毕加索照片（视觉中国/图）

“东方救了我们”

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馆长帕特里斯·德帕尔普说，每次马蒂斯在寻找新的艺术方向上遇到困境，他的解决之道就是旅行。对他来说，异域会带来新的刺激，新的视觉经验。

彼时的巴黎是一切新艺术的实验场，“野兽派”的风潮很快过去，各领风骚两三年此时轮到了毕加索和布拉克。布拉克曾经是马蒂斯的门徒，他从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和塞尚作品中得到启发，画出了一些创造性的图示，提交给秋季沙龙。马蒂斯此时已经跃升为沙龙评审之一，他一眼看出布拉克的来路，他的点评是，这些绘画不过是由“小方块（cube)”组成的作品。布拉克的作品最终被沙龙拒之门外，而这种新风格也有了正式的名字：立体主义（Cubism）。

立体主义很快大行其道，令马蒂斯手足无措。为了寻找出路，他又开始了旅行。

在西方绘画的现代主义道路上，先行者们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东方救了我们。一开始，东方可能指的是远东，亚洲的日本或中国，日本的浮世绘和中国的水墨画，让久惯于西方古典传统的艺术家们耳目一新。但后来，“东方”渐渐变成一个含糊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泛指一切异域。渴望反叛传统的创造者热衷于去其他文化里寻找新的灵感，让文化碰撞成为变革的因子。在马蒂斯的绘画道路上，这些异域几乎可以像路标一样标注出来，比如俄罗斯、比如摩洛哥、比如西班牙、比如塔希提……

光是研究拜占庭文化，马蒂斯就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探访艺术藏品、古董和遗迹，阿拉伯世界里那些颜色繁复的纹样和平面图案，给马蒂斯的作品注入了新的艺术语言要素。在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成为他视觉的顶点，这座由摩尔人始建于13世纪的王宫体现出极致的繁复与精巧。这种转瞬即逝的表象世界，和羽毛般轻盈的视觉，成为马蒂斯之后在作品中不断的追求。他甚至撇下家人独自在西班牙定居了一段时间，学习阿拉伯世界的装饰纹样，在他写回家中的明信片上，详细描绘了阿尔罕布拉宫的不同设计元素，全然不顾妻子的怨怼。

这种东方情调频繁出现在他的画中。不仅仅是纹样，俄罗斯的圣像画、东正教的“洋葱头”教堂、摩洛哥的花海和野生植物、苏丹女奴式的明艳女子，都成为马蒂斯的东方幻梦，就像他小时候痴迷的马戏团一般。而他在极度炎热的摩洛哥还穿着正式的三件套西装画画，他甚至还雇佣了一名摩洛哥风尘女子，让她在接客间隙站在屋顶上为他摆姿势当模特，这可是要命的事情，如果被她的兄弟发现了，“他会杀了她”。

马蒂斯剪纸作品《伊卡洛斯》（2023 Succession H. Matisse/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图）

“在素描和油画之间，我选择剪纸”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罗斯芭蕾舞团执导佳吉列夫和传奇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拜访了马蒂斯，希望他能为他们的舞剧《夜莺之歌》设计舞美和服装。这似乎是一个机会，让他在《舞蹈》中描绘的激情起舞变成现实。

合作并不愉快，马蒂斯对于织物的执念，触怒了负责制作服装的前卫设计师保罗·波烈。按照马蒂斯的设计稿，波烈的团队认为要花三个月才能做完戏服。马蒂斯一气之下决定自己亲手操刀，来自纺织世家的经验给了他底气，他把布料铺在波烈的剪裁台上，脱掉鞋子，抓起裁缝剪刀就跳上了桌子。

他用布料剪出他所要的金色图案，然后让助手缝制在丝绒上——这一行为直接成为他晚年剪纸作品的源头，他等于是用布料做了一套剪纸。

马蒂斯曾经表达过，在他的全部绘画生涯中，最大困惑就是处理线条和色彩。有整整十几年的时间，他专注于素描，高度精炼他的线条，当线条臻于化境，画面上似乎就再也容不下别的色彩了，而他一向是嗜色彩如命的。他写信给朋友：“我的素描和我的油画完全背道而驰了。”

“很多人认为马蒂斯晚年创作剪纸作品，是因为动了手术，身体原因无法绘画才做的不得已选择，其实并非如此。剪纸是他自发的创造，是他找到的解决方案。”帕特里斯·德帕尔普说。

剪纸既是线条，又是色彩。从1943年开始，马蒂斯开始专注于剪纸，他的助手会提前按他的要求，为纸张上色，然后他操起一把大剪刀，不假思索飞快地剪起来，动作即兴而流动，如同用剪刀在画速写。

“我直接用色彩来‘画’，这保证了两种方法可以精确地统一起来。”他用剪纸剪出塔希提的海，把飞鸟、珊瑚、香草和游鱼贴满整个房间，让自己仿佛再次置身南太平洋的金色阳光之中。

从扶手椅到小教堂

纵观马蒂斯一生的创作，几乎很难相信他是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艺术家，跟那些忧世伤生、相信艺术可以成为匕首投枪的同辈相比，马蒂斯的作品仿佛世外桃源，几乎不呈现社会问题，他梦想的是“某种平衡、纯粹、宁静的艺术……像是可以让人休憩的扶手椅”。他崇尚感官愉悦，认为愉悦是人类不能被剥夺的本能。

整个20世纪前半叶动荡离乱，用马蒂斯的话来说，人类仿佛“集体罹患了心灵之病”。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赞助人谢尔盖·休金会了解这些绘画在乱世中的疗愈作用到底有多大。休金的太太猝然离世，他的两个儿子和兄弟也相继自杀，是马蒂斯的艺术给了他心灵的慰藉。他收藏了马蒂斯37幅重要作品，把自己家布置成了一座艺术殿堂。据说这位俄罗斯富豪常常在马蒂斯的画前凝视痴坐，在扶手椅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

马蒂斯相信图形和色彩里蕴藏着能量。到了晚年，他喜欢说他所使用的色彩能发出“慈和的辐射光芒”。他把自己的作品像日光灯那样，在一个生病朋友的床头支起来，他觉得他的朋友应该像晒日光浴那样，沐浴在色彩的光芒里。而后世的抽象艺术家罗斯科在看到马蒂斯的那幅《红色画室》时，更是被画中炽烈的红色震撼得不可遏制地哭了起来——在那之后，罗斯科也画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力量惊人的红色抽象作品。

72岁那年，马蒂斯差点死于肠梗阻。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但他却感觉获得了新生。“这次可怕的手术，使我完全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哲学家。”这不是说笑，在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他变得更加冷静和专注了。许多艺术家到了暮年，不是死了就是在重复自己，而马蒂斯跃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并再次成为先锋。著名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以苛刻铁面著称，他对马蒂斯1916年至1930年之间的作品评价不高，但对他晚年的剪纸作品却赞不绝口，“他的剪纸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绘画，也是最威严的，那是对抽象绘画懵懂无知、自我沉湎的一个拨乱反正。”

马蒂斯暮年攀登的最后一座高峰，是77岁时为旺斯小礼拜堂做整体设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雄心勃勃的丰碑。在UCCA的展览上，这座礼拜堂的模型呈现出马蒂斯最后的努力，他本人将之形容为“巨大、诚挚而又困难的努力之巅”。十字架、祭坛、彩绘玻璃花窗，瓷砖画、教士的祭服……全都呈现出一种明亮、简洁、讴歌生命与自然的极致之美。那是他所理解的艺术：一种寻找天堂的本能，最终会从愉悦走向崇高。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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